【老城旧事】百年名碑更生记（上）

现在看来，《学书枝言碑》的现世，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蓦然出现的一件奇迹。当我们追溯这百年名碑的由来、毁湮、现世与重生的全过程，不禁惊讶地发现：文明的演进与战争的毁灭，野蛮的暴力与文脉的传承，这些看似对立矛盾、水火不相容的事情，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往往纠缠在一起，使人迷茫而眩晕。笔山书院近三百年的“四度兴废”以及它的镇院之宝《学书枝言碑》一个半世纪的多舛命运，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种历史逻辑的深刻性。故尔值得记而叙之。

作者熊洪斌正在对出土的残碑进行研究 （作者提供）

传法与作文

兴义，乃至整个黔省，虽然自有其久远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却长期处于主流文化之外。晚至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始建省，更晚至清朝嘉庆三年（1798）始建兴义县。黄草坝风光秀丽却又地处偏远，民风淳朴却难免刁蛮任性。近代以来，历经战火纷乱，要想在血雨腥风中生存下来，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斗力尚狠，冤冤相报，强横为大。然而，“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大计”。当时兴义地方官绅刘官礼等人就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地方落后、出乱子的根本原因是“文风衰靡”。而这正是古老秦亡汉兴的深刻历史教训，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所谙熟。

《孙清彦作品集》 （作者提供）

孙清彦在兴义讲授、写作、书丹刻石《学书枝言》，除了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而外，尚有“以书育人”“因文教化”的治局目的和纠正民风野蛮的用意。这从他后来大力支持兴义笔山书院的恢复重建可以得到印证。

《学书枝言·后记》中，对写作的时间、地点交代得很清楚：“同治书元岁次壬戌秋七月，驻军坝上，盾墨之暇，诸生每诣论书，因议古今笔法妙义，何罄名言？独奈行箧失载，无堪证喻者，走笔述此，名曰枝言。”文字简练而信息量大，背景和动因都比较复杂。1862年七月初秋，孙清彦驻军兴义黄草坝防御白旗军，在军政事务的空暇时间里，接待地方诸生。因第二所笔山书院毁于兵燹，刘官礼等求学失所的地方生员弟子仰慕孙清彦书画盛名，经常到军营里去拜望和请教，孙氏则乘机“因文教化”，倾其所学，议论风生。举凡书学源流，“执、运、体、势、笔、墨、史、道”，几乎涉及到了书法艺术的所有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一边是战云密布，随时准备着呼啸厮杀；一边是谈书论道，致力于文脉传承。他还把谈论的内容走笔成文，定名为《学书枝言》。孙清彦几乎是下意识地践行着“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古老政治理想。

孙清彦本云南呈贡人氏，怎么就突然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兴义县境？而且在战争的缝隙里、在“行箧失载”的艰难条件下，完全凭记忆和学养，写下了这洋洋洒洒六千言的书论著作？原来，孙清彦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钟情于书画诗文，又身逢战乱动荡的年代，故尔科场不顺，以廪生筮仕入黔，在安义镇总兵赵德昌幕府襄理文案，又因军功而保举同知。清朝咸同年间，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滇、黔爆发了风起云涌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其中，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和贵州黔西南张翔凌、马河图领导的白旗起义互相呼应，声势浩大。白旗军攻州破府，占领兴义府城（今安龙）。贵州清兵因调防湘湖等地对抗太平军而致省中空虚，对兴义事务鞭长莫及。兴义知府胡霖澍被难民“脔割而尽”，贵州巡抚韩超、提督田兴恕气急败坏，急令孙清彦继补兴义知府，与赵德昌残部合兵驻守兴义。对此，兴义下五屯刘氏庄园有刘官礼《忠义祠记》柱碑文的明确记载：“安义镇赵公德昌驻军县境”。时间从同治元年（1862）四月算起，到是年十一月二十日，白旗军攻占兴义县城，赵德昌、孙清彦撤退云南，刘氏团练依靠永康堡继续抵抗。

孙清彦文中的“驻军坝上”约为七个月。此间，他既传法又作文，匆匆行笔，成《学书枝言》一卷，竟成贵州古代书法史上唯一的一篇专论书法艺术的系统专著，十分的难能可贵。

战争期间，孙清彦倚重下五屯刘氏团练和捧乍张氏团练等地方武装，剿抚并用，文武兼施，克复兴义县城，攻取兴义府城，与兴义地方豪绅建立了深厚而牢固的联系。因此，才会有后来的捧乍关岳庙“西南屏障”巨书、养马乡“盛世桃源”擘窠大字，还有就是瑰宝级的兴义笔山书院《学书枝言》四石丰碑。

书丹与刻石

十余年之后，即同治十二年（1873），兴义战事初平，地方平靖。孙清彦虽已离任他调，但他慨然接受兴义地方士人请求，故地重游，在兴义留下了不少书画墨宝。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他不辞辛劳，为兴义笔山书院书丹一通四石六千言著名的《学书枝言碑》。遥想当年，竹雅公在老城街文昌宫的书碑身影，我辈笔山人怎能不热泪沾襟？

《学书枝言碑》局部拓片 （资料图片）

当时兴义文昌宫李辉垣、永康堡刘官礼等名绅都力主仿效云南岑毓英“战后以教养为先”的做法，倡议恢复文教，他们正是孙文中提到的“邦人”。这种“偃武修文”的善举，正契合了孙清彦“以文教化”的思想。孙氏也十分乐意把自己的文章书法镌刻上石，使之传之久远。于是，“重邦人之请”，将《学书枝言》论书长文“重书丹于石”。然而，洋洋洒洒六千言，从书丹到刻石，却是一个既精细又耗时的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实际的情形是：“乃一石刻成，更书一石。”这样一来，全碑四石其实是在不同的时段中，分数次书写才完成的。客观地说，大概也没有任何书家可以一次性地书写完成六千字的碑文。于是，《学书枝言碑》在书法风格特点上呈现出三次明显的变化：第一石二石书法清雅流丽，间杂草书，是孙竹雅典型的行草书风格。第三石则转而用行楷书，由灵动流丽变为雅静工稳，颇具赵孟頫、董其昌、王文治的遗韵，刻工也极精妙。第四石上列有十九行保持了这一风格特点。但自此以后，第四石主体文字却颇似欧字行书的笔法间架。这又与《兴义县志》记载相符合了：孙清彦善临欧书《皇甫君碑》。此石行书则有欧阳询《张翰帖》《千字文》等遗意。全碑四石，均按五列手卷式排版，形制统一而书风多变，避免了刻板单一，览之使人兴味盎然。这也说明了孙竹雅书法善于临古入古，其书法艺术渊源有自。在碑后记中，他指出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是实情也很谦逊：“书分数次，竟如出数手。善因时异，毋庸心也。”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孙清彦在碑后记中记下了镌刻者的姓名以及乃父的事迹，表现了这位“清贫太守”对能工巧匠劳动的尊重。自古名碑名拓，很少有留下镌刻者姓名的。大概是因为工匠之属，难登大雅之堂。或有名有姓，又多被拓碑制帖的商人剜去。今天，我们从《学书枝言碑》后记中，分明看到了“张开周”这位技艺高超者的姓名以及他父亲“张老道”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再返观全碑四石，书家点画笔法之方圆曲直、轻重肥瘠、断续牵丝，甚至形态神气，刀工俱能形模传神，惟妙惟肖。孙清彦在兴义的著名大字书法“西南屏障”“盛世桃源”等，皆出自这位工匠之手，连同《学书枝言碑》一起，经历着近两个世纪的风雨沉浮。

《学书枝言碑》原石，不幸已毁湮。今天出土的小部分，不足全碑四石的五分之一。文字漶漫脱落，无法通读。但书法家挥毫的神情，由于刻工精湛的技艺表现，依稀犹可见。

在碑末有八行学颜体行草的文字，不同于孙清彦的书风。乃是同乡故交喻怀信所题书的跋文。喻氏由滇入黔为官，曾做过黔西县令。今存贵州省博物馆的孙竹雅《平安花信图》后，也留有喻怀信的跋文墨迹，书法与此碑一致。喻跋对孙氏文章书法评价甚高，认为“此卷继《书谱》而作”，直承唐代书论大师孙过庭。其实，宋元以降，直至明清之季，在书学上秉承孙过庭遗绪的并不少，其中南宋姜夔《续书谱》尤为著名。喻氏此说，与孙竹雅在文末所说的不敢“妄拟附于前贤往训之末焉”是矛盾的。当然，作者自谦，友人赞誉，必然会有差距。喻氏说此卷“括陈笔法，开示门庭”是得体的，认为“文章之精深微妙”，也说得过去，但“书法之秀色纵横”一句，可能有点猜测。因为喻跋写于同治庚午（1869）年，而此碑书丹刻石的时间是同治十二（1873）年，留在该碑末或属于拓刻。喻氏当读过《学书枝言》全文，对孙竹雅书法也很了解，但毕竟是在未见此碑的三年前，他就如此评说了。喻跋认为此碑“足事过庭先后媲美”，难免有些腴词过誉。与孙清彦同时代的阮元、何绍基，稍后的康有为、刘熙载等等，在书、论两方面皆成就卓然，尤其是康氏《广艺舟双楫》与刘氏《艺概·书概》，堪称清末书法理论的扛鼎之作。

喻跋认为《学书枝言》“悬宜刻之乐石，以惠后学”。这是非常正确的建议。此碑刻成后，初立于文昌宫老书院，方志记载说：“来院拓碑学习者络绎不绝”。已然笔山书院的镇院之宝。又十多年过去，兴义地方名绅刘官礼、赵学坤、林子亨诸君择地老城东北老鹳坟，主持兴建更大规模的笔山书院，又将此一通四石移至新书院，矗立在礼堂两侧，作为书、论合璧的瑰宝，巍然生辉。文脉律动而雅气四溢。这所书院在清朝末年的蓦然崛起，成为一时英才的摇篮，又是地方豪绅势力与文化阶层的纽带，终至成为民国贵州军政第一集团“兴义系”的滥觞之所。这些，与孙知府的大力支持和《学书枝言碑》的镇堂功效都是有关系的。

毁湮与拓片

州志说：1950年，《学书枝言碑》被毁。

原石虽毁，所幸拓片尚存。我们甚至还可以见到古玩市场上有当年书院弟子用铅笔涂拓的《学书枝言碑》拓片资料（岑岚提供图片）。更重要的是：文脉在人心，始终潜流不断。

其实，关于此碑，地方史志均有记载。一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一为《兴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大约是由于编纂者未见碑拓全文，缺乏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对作者情况、书刻年代、立碑地点、书碑形制，字数及简评诸方面的情形不太清楚，均有一些不确之误。笔者在十四年前因缘巧合，对该碑民国拓片和新出土残石，作了专门的发掘整理，并进一步点校、疏通全文，从书法专业和文史结合的角度，陆续发表系列文章，在2015年8月出版了《学书枝言碑解说》专著，大致上厘清了《学书枝言碑》的真相及其价值和意义，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当然，州、县二志所载，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基础，所以，前辈史载之功不敢忘怀。

先说二志均提到的盛永祜先生。他是《学书枝言碑》民国拓片全本的收藏者，原本兴义人，后远赴北京工作，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后，一直热心家乡文化事业，帮助修撰《兴义县志》《黔西南州志》等。笔者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因书法之缘而认识盛先生，他回乡探亲，在吴厚炎、陈祖坤、戴仲光等先生的陪同下，莅临寒舍挥毫泼墨，得到他的不少嘉益。至今仍妥善保存着他给我的书信及拓片全本照片卡。在2013年至2014年两年间，就《学书枝言碑》相关问题，经常与先生电话交谈，解决了不少疑问。先生寿至九旬而终，笔者未及见最后一面而倍感遗憾。但曾委托时任州委宣传部部长罗春红同志登门拜望，罗部长礼数周到，做得很好，最后带回了盛老的拓片资料及说明文字。如果没有盛先生的珍藏，后来《学书枝言碑》的复刻重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因此，要特别的感谢盛老先生的嘉惠。

县志中提到的另一位盛秀夫先生，是前清秀才。民国年间就职于兴义中学（原笔山书院），他是盛永祜先生的伯父，特别珍视《学书枝言碑》，专门请人就原碑四石做了拓片，并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天，在兴义群益石印社装裱成册，定名为《山泽遗珠》。新中国成立后，见侄儿盛永祜钟情书法，便将拓本馈赠于他。盛永祜先生晚年，曾经联系贵阳书法家戴明贤先生和时任贵州新闻出版局的卢惠龙局长，意欲在贵州出版此卷，将秘珍奉献社会。但因盛秀夫拓本在装册时即有错简等原因，未及点校成功。盛老师曾将此卷呈请启功先生掌眼，启老厚道博识，盛赞《学书枝言碑》“属当时全国的最髙水平”。同观者，尚有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

《学书枝言碑》原石的毁湮，大约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此碑的价值熟视无睹。1950年的年初，因土匪叛乱，兴义城乡混乱。4月4日，叛乱者攻占县城，在笔山书院旧址上重新组建的省立兴义中学，又遭兵燹，文书档案资料等尽被焚毁，学校全部停课。4月18日，人民解放军光复县城，逐步恢复秩序。直到翌年9月1日，省立盘县师范学校迁入笔山书院旧址，与兴义中学合并，更名为贵州省兴义师范学校，接着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拆旧建新。此间，无任何资料显示《学书枝言碑》的身影。所以，认为原石毁于叛乱战火或拆旧建新似乎也通顺。然而，据盛永祜先生来信回忆说，1957年的暑假期间，他途经兴义到师范学校去参观，发现石碑被放倒并移至水井旁当作洗衣石板，他立即就石碑做了几张拓片，寄省文史馆和省文化局，建议加以保护。在他的印象中，石碑是“两大块”。但据我们对民国拓片的研究，这六千言《学书枝言碑》乃是一通四石“四大块”，并非“两面镌字”，而是单面刻文，背面为毛石面，后来出土残石印证了我们的观点。盛先生是接到省文化局复函的，省里认为此碑是重要文物，已函告兴义县有关部门妥善加以保护，并请盛老师协助择地保存。但当他接到省上来函时，暑期已满，便匆匆离乡返程。后来再回乡到水井边去看，石碑已不见踪影，他想必已经得到了保存。

据我们研究认为：盛永祜先生在1957年所见到的石碑，仅是四石其中的第一块碑，这从出土残石可以证明：大小不等的四块残石，上面文字皆属于第一碑。也许是年代久远，先生记忆有些模糊了。那个水井旁地势狭窄，不可能同时平放“两大块”石碑做洗衣石。第二石三石四石，早已不知流落何处。我们第五次恢复重修笔山书院时，特别叮嘱施工单位，务必小心破土寻觅，仍未见任何踪迹。

1982年，黔西南建州，盛永祜先生被邀请出席《兴义县志》编纂座谈会，他向当时的县文化馆负责人徐生超、黄开运等同志问及石碑下落，回答说，石碑的确是被搬运到县文化馆保存了几年，后因拆旧房建新楼，被石工打碎当作墙基石了……对此，后来又有另一种说法：当年县文化馆负责同志担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运动的“破四旧”，刻意将石碑敲破埋于地下。因为从出土残石看，又不像是被石工粉碎做墙基石的行为所造成的样子。

尽管石碑毁湮，但盛先生因保存有完整民国拓片，仍然建议地方史志加以记载，并将原拓孤本拍摄成胶卷一套，赠给黔西南州史志办，兴义县文化馆也存有拓片的影印件。

这一通四石百年名碑，真可谓命运多舛！或毁于叛乱兵燹，或被当作“洗衣石”“墙基石”，但它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时间又过了三十年。2012年，笔者受命创作小说《乱世书香》，勤力考索笔山书院史实，得以发现这久坠尘封的重要文献——《学书枝言碑》拓片资料，一时欣喜莫名，竟自停下了小说写作，把精力都转移到对这件书论双绝的瑰宝的追寻上，着手艰难的史海钩沉，负笈跋涉在山泽之间。但是，拓片资料仅存两片。询问州、市史志办及相关文化单位，盛老胶卷何在？拓片影印件何在？皆云：不得而知。笔者当时感觉很绝望，仿佛坠落在无尽的深渊里，眼前一抹黑，脑海一团雾。自然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试想：眼下仅有两片影印资料，而《学书枝言碑》民国拓片应有120片之数。如果不能收齐，便无法疏解全文，所谓的研究，便要落空。冷静下来，暗自思量。假如不由笔者担负起这个责任，那么再过二十年，这贵州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论合璧，或许将永远地消失在时间的渊薮之中了。

作者：熊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