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为时14年的抗日战争中，贵州作为战略大后方，为大批迁徙院校安顿了一张课桌。

湄潭浙大旧址：

见证那段“文军西征”的历史

　　●冉静/文 李枝能/图

　　(一)

　　历史学者范同寿在其著述里提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2所学校便率先迁到贵州，分别是1931年迁入遵义的辽宁大连国立医学院，1932年迁入平越(今福泉)的东北大学交通学院与法学院。全面抗战爆发后，诸多高校陆续迁入贵州，迁入贵州的高校多达20来所。

　　浙江大学(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福泉)，大夏大学(贵阳、赤水)、湘雅医院(贵阳)、军政部南京军医学校(安顺)、江苏省医政学院(贵阳)、之江大学分校(贵阳)、江西南昌国立医学院(镇宁)、浙江杭州私立之江大学(花溪)、广西大学(榕江)、广西国立桂林师范学校(榕江)。此外，还有12所军事院校也曾先后迁入，在贵州放下了一张安静的课桌。

　　其中，由贵州兴义人王伯群出资创办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是较早迁到贵州的学校，贵州人民以饱满的热情、博大的胸怀，给予大夏师生一个安定空间。教学活动井然有序，还曾于1939年6月1日举办建校15周年校庆活动。

　　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近9年，在贵州办学的时间最长。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在贵州毕业学生共计1576人。

　　不仅大夏大学，西迁高校在贵州均得到了长足发展。

　　从遵义会议会址向东北行70余公里，便是素有“贵州小江南”之称的湄潭。这座坐落于湄江之滨的小城，四面环山，湄江河与湄水河在城南象山脚下交汇，形成深潭，江流弯环如眉，湄潭也因此得名。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座宁静的黔北小城与浙江大学结下了一段深厚的缘分。

　　(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教育文脉，浙江大学700多名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怀抱“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之志，踏上了西迁之路。他们辗转浙江西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宣山等地，行程2000余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因彼时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完全修通，且湄潭校舍需筹备，首批师生暂驻贵阳青岩，校本部随后扎根遵义。自此，浙大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开始了长达7年的办学生涯，直至抗战胜利。

　　早在浙大决定何去何从和准备西迁继续办学之时，竺可桢就提出，要使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竺可桢的这一决策，使浙大这支“文军”，在长江以南的赣中，桂北，黔北等地坚持教学和科研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进程。

　　1940年春浙大迁入湄潭后，当地百姓以质朴的情谊接纳远道而来的浙大师生，曾为县民教馆的文庙，成为了浙大分部办公室和图书馆所在地;湄潭的老百姓积极腾房让屋，提供给浙大师生使用;当地粮商刘某曾冒险将百担军粮转赠浙大食堂;永兴士绅也组织挑夫为校园运送粮食，共度时艰……

　　在此度过7年时间的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家谈家桢，后来回忆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代表性论文，就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豪的是，在日后的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潭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生难忘。”

　　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浙大师生的教学科研工作与当地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学科研成果，还有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遵义，诞生了《遵义锰矿》《播州扬保考》等重要科研论文;在湄潭，仅以“湄潭”二字为题的论文就有25篇，内容涵盖当地农业经济的多个领域，如《湄潭之大气电位》《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之农业》等。此外，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刘淦芝与浙大师生一起对湄潭茶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杭州请来制茶师傅，按照龙井茶制作工艺研制出别有风格的“湄红”“湄江翠片”等品种，为后来湄潭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湄潭的7年间，浙大不仅坚持办学育人，还为当地留下了黔北地区最早的实用职业学校，现代茶叶科研体系，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据1946年有关统计，浙大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其规模由抗战前的3个学院16个系，扩展为6个学院25个系;学生人数也由抗战前的613人，增加到2171人;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

　　浙大与湄潭的情谊并未随战火平息而消散。1981至1989年间，曾在湄潭浙大农学院任教的著名五倍子专家唐觉3次返湄潭考察，为湄潭县五倍子基地的发展奠定研究基础;自2008年起，浙大在湄潭设立支教点，年复一年播撒知识火种;两地持续深化合作项目……1941年7月《浙江大学毕业同学会会刊》上的朱希侃撰文《八千里路云和月从杭州到黔北》记叙：“我们不得不‘行行重行行’，一搬搬到遵义......由邮局旧址到何家巷，足足有一里多路。一下课，这条路上全是挟着笔记的同学来往流。”

　　李政道回忆，在湄潭就读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设在两个会馆里。李政道白天会到茶馆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座位，周围再喧闹都是看书刷题一坐一天。

　　西迁贵州7年的浙江大学，涌现出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大批科学名士，获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

　　浙大学者的风雅也留在了湄潭。1943年2月，浙江大学部分教师在教学之余，在湄潭成立“湄江吟社”。由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客居湄潭的学人江问渔与时驻任湄潭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首任场长刘淦芝博士共同发起并开展诗词创作活动。其成员初为七人，后增至九人。共开展八次集会，创作200余首具有特殊时代情怀的诗词佳句。结社宗旨为“公余小集，陶冶性情”、“留一段文字因缘，藉为他日雪泥之证”。吟社定期雅集，每期指定选题，或思念故乡，或纪录生活，或描绘美景，或表达科研成功的喜悦，体现了国家危亡时老师们的坚定信念和家国情怀以及乐观精神。

　　苏步青晚年时，家中书房挂满他自己的诗词，其中2幅就是他在湄潭写的《试新茶》，小城始终是他的牵挂。这段跨越时空的缘分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深厚。

　　(三)

　　西迁高校保存了教育国脉，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还壮大了西南地区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期间大批内地与沿海院校的迁黔办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与贵州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恢宏篇章。范同寿认为，战时院校内迁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这场为了远离战火，将“战时须作平时看”而形成的内迁潮，有效地粉碎了日本法西斯摧毁中华民族教育体系的企图，为国家保存了教育国脉，保护和培养了大批各学科，各领域的文化精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续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院校内迁后的教育科研成果，为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在这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院士，科学家，文艺家都有着抗战内迁经历这一点，即可得到证明。

　　湄潭是浙大西迁后农学院的所在地，1939年9月，由刘淦芝教授牵头，在湄潭县城南筹建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刘淦芝与张天福，李联标等4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汇聚于湄潭打鼓坡(今象山)，联合对当地茶叶种植进行科研开发，成为湄潭茶叶名扬四方，跻身名茶之列的科研基础。

　　贵州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为内迁院校提供了稳定、宽松、和谐的办学环境;世代居住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山区人民，获得了世代企望的优质教育。

　　抗战时期大批院校迁入贵州，在崇山峻岭中坚持教学与科研。传承文明、寓教于民、佑启乡邦，迁黔院校大学在贵州群山间熠熠生辉，并推动抗战期间的贵州新设了贵州医科大学前身国立贵阳医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前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等高校。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谢廷秋著有专著研究抗战高校西迁，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在炮火硝烟中没有停止招生、没有停止讲课，得益于地方和校方都在守护这些高等教育，地方和民众无条件接纳这些高校，保存了中国的文脉，是对日抗战的一部分文教史诗。

　　历经烽火岁月，贵州守护西迁高校文教根脉，与西迁高校一起抗日，缔结的深厚情谊至今不渝。经历过浙大西迁的人始终将湄潭视为第二故乡，每年都有浙大人和他们的后代到湄潭寻脉。

　　1946年，浙江大学师生惜别湄潭之时，曾深情吟唱：“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改革开放后，浙江大学师生多次到贵州，到湄潭踏访故地，延续情缘。2000年3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率队重温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史后，在陈列馆欣然题词：“科学教育圣地，求是创新摇篮”。陈列馆建馆以来，已接待来自海内外客人数十万人次，而省内的参观者绝大部分为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他们从浙江大学西迁的伟大壮举中深受教益。

　　统筹：刘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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