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片橘林，静立在黔东大地上

　　从黄平县城往东走二十五公里，便是旧州古镇。镇子郊外，一片橘林顺着缓坡铺展开去。初冬时节，一树一树的橘子压弯了枝头，黄澄澄的，像谁把千万盏小灯笼轻轻挂在了枝叶间。

图为初到陕北时的张闻天（资料图）

　　九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初冬。1934年12月20日，一支衣衫褴褛、却依然军容整齐的队伍，从黎平方向朝着这片橘林走来。他们是中央红军——一个月前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时还有八万六千多人，此时只剩下三万出头。队伍里，有两副担架并排停在橘树底下。担架上躺着的，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一个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就是在这两副担架之间，在一片橘树的阴凉里，两个病骨支离的共产党人，头靠着头，进行了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谈话。没有会议桌，没有记录员，没有会议室。脚下是贵州山地红黄色的泥土，头顶是挂满果实的橘树枝桠。风一吹，橘子叶子沙沙作响。

　　九十二年过去了。橘林还在，橘子年年黄。那一天两个共产党人在担架上说出的话，却被岁月的尘土掩了很久很久——直到1990年，当年的红一军团四团团长耿飚，在纪念张闻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才第一次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了出来。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橘林前，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我们看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最危急的关头，怎样敢于说真话、愿意听真话、勇于纠正自己的初心。

　　一、湘江血战后：八万人剩了三万

　　要读懂那片橘林里的谈话，先要读懂一九三四年冬天那条淌满鲜血的湘江。

　　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战。江水被鲜血染红，江面上浮着密密麻麻的遗体。当地百姓多年后还在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这一仗打完，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只剩三万余人。

图为黄平县旧州天后宫（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内，再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谈话场景的雕塑

　　五万好儿女，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消息传到军中，从上到下，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路，到底怎么走?

　　当时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握在一个叫“三人团”的机构手里：博古负责政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这位来自德国的奥托·布劳恩，根本不懂中国的山地游击战，却抱着正规战的教条，逼着红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和数倍于己的敌人硬碰硬。红军指战员心里憋着一股气。连曾经支持过“左”倾路线的人，也开始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低头反思。

　　二、担架上的两个人

　　橘林里躺下的这两位，都不是健康人。

　　王稼祥，三十三岁，安徽泾县人。1933年4月，他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时，被敌机投下的炸弹炸穿了腹部。肠子受伤，伤口久治不愈，医生只能在他身上挂了一个粪袋。从那以后，他就再没能自己走路，全靠一副担架抬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张闻天，三十四岁，江苏南汇人，留苏归来的革命家，党内素有“红色教授”之称。他博古通今，精通马列，却也在长征之初为身体所困，时常坐上担架。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提议：让我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提议。

　　那时的毛泽东，刚刚被“左”倾路线排挤出军事领导岗位，只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空衔。他自己也在闹疟疾，病骨支离，也是一副担架。

　　于是，在长征路上的军委纵队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三副担架，常常并排走在山路之间。担架上，一个湖南口音浓重的大个子，一个戴眼镜的留苏才子，一个肚子上挂着粪袋的重伤将领，一路走，一路谈。

　　谈什么?

　　谈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谈李德那套“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为什么会把红军往死路上逼，谈马列主义的书本为什么救不了中国，谈真正救中国的，到底是本本，还是脚下的大山、地里的庄稼、老百姓的心愿。

　　这就是后来被索尔兹伯里写进《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的所谓“担架上的‘阴谋’”。

　　其实哪里是什么“阴谋”。

　　这是三个共产党人，在最艰难的路上，用最坦诚的方式，一起寻找中国革命真正的出路。

　　三、1934年12月20日，黄平旧州

　　黎平会议开完两天了。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发展，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方向，似乎定了。

　　但张闻天和王稼祥心里，一点也不轻松。

　　为什么?因为博古和李德，虽然在黎平会议上被迫接受了决议，心里却始终憋着一口气。他们随时在寻找机会，想把部队再拉回湘西去。只要这两位还握着军事指挥权，错误就还会重演，三万红军的血就还可能白流。

图为萧克将军亲笔题写的红军长征纪念碑

　　12月20日，军委纵队走进黄平。队伍在旧州城外一片橘林里停下休息。

　　正是橘子成熟的时节。满树的橘子，压得枝桠弯弯的。红军战士们又冷又饿，却纪律严明，没有一个人去摘老乡的橘子。

　　两副担架，在一棵老橘树下停了下来。

　　张闻天和王稼祥，背靠着背，躺在各自的担架上。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橘子成熟的清香。两个人望着头顶的枝叶，沉默了好一阵。

　　最后，是王稼祥先开了口。他的声音很轻，却很沉：“洛甫同志，我们这次转移，最后的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的“笔杆子”。按说，他比谁都更应该知道中央的方向。可他回答王稼祥的，是一句让人心碎的实话：“……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张闻天说出了那句后来改变了中国革命走向的话。他的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句，像锤子敲在铁板上：“这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听完，没有半点犹豫。他用力点了点头。

　　一个曾经的“左”倾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带着伤、挂着粪袋走完长征的军委副主席，在一片橘子树下，做出了他们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

　　他们决定，说真话。

　　四、那一夜，消息在将领中传开

　　橘林里的谈话结束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王稼祥是个急性子。当天晚上，他就让参谋给彭德怀打电话。电话里，他把张闻天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这仗再不能这么打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打完彭德怀的电话，他又直接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本人。

　　然后，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刘伯承、左权、罗彬等几位红军将领中间传开了。

　　大家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早就该开个会了，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那个在战场上横刀立马的硬汉，听说这话，一拍大腿：“我早就说过，老毛打仗比李德强!”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刚刚因为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了总参谋长职务，听到这话，默默点了点头。

　　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作为长征路上的铁拳头，也早已对李德的指挥满腹牢骚。

　　一夜之间，红军最高层的将领，心，齐了。

　　这就是“说真话”的力量。

　　当一句真话，从两个最不应该说这话的人嘴里说出来——一个是曾经紧跟“左”倾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重伤在身、本可明哲保身的军委副主席——它就比一百份文件都更有分量。

　　因为它告诉所有人：连我们这些曾经犯过错的人，都承认自己错了。

图为 张闻天、王稼祥“橘林谈话雕像

　　五、从橘林到猴场：十一昼夜

　　橘林谈话之后的十一天，是中国革命史上节奏最快的十一天。

　　12月31日，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开会。会议做了一件大事：作出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

　　这一条规定，看似平淡，实则石破天惊。

　　它意味着：李德那个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被明令收回了。

　　那个在中央苏区曾对红军指挥员拍桌子骂娘、用拉丁地图指挥部队走山路的“洋顾问”，从此再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召开。

　　六、遵义城楼上：一份“反报告”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

　　博古作主报告，把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大半推给了敌人太强、客观条件太坏。

　　周恩来作副报告，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点名批评了李德的军事错误。

　　接下来，发生了遵义会议上最关键的一幕——

　　张闻天站了起来。他从怀里掏出一份早就写好的提纲，旗帜鲜明地、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的军事错误。这份报告，后来被党史家称为“反报告”——它和博古的主报告，针锋相对。

　　谁能想到，这份“反报告”的思想种子，正是二十五天前，在黄平那片橘林里种下的?

　　张闻天发言之后，毛泽东作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

　　然后，王稼祥站了起来。他是带伤参会的，站起来都要有人扶。他只讲了短短几句话，却句句千钧：“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和洛甫同志的报告。李德同志的军事指挥，必须结束。红军应该由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朱德、李富春、刘少奇、陈云……一个接一个发言，一边倒地支持毛张王。

　　会议最后决定：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一个曾经被排挤、被冷落、被边缘化的共产党人，在三万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被他的同志们，重新请回了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

　　七、橘林树下，到底见出了什么“初心”

　　九十二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回到这片橘林?

　　因为这片橘林里，藏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秘密。

　　第一，它见出了一种敢于认错的勇气。张闻天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作为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教授”，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左”倾中央的重要成员。但是，当湘江血水把八万兄弟变成三万具背影，他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继续错下去。他选择了说真话——哪怕这句话是要否定他曾经赞同过的路线，哪怕这句话意味着要承认自己也曾走过弯路。

图为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红军长征纪念碑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第二，它见出了一种敢于听真话的胸襟。王稼祥接到张闻天的那句话，没有惊讶，没有警惕，没有反手去报告博古。他当夜就打电话给彭德怀，转告毛泽东。他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句最尖锐的真话，送给了最应该听到它的人。

　　在那个“左”倾路线把持中央、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愿意听真话、敢于传真话，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勇气。

　　第三，它见出了一种为了革命事业、敢于自我革命的自觉。橘林谈话不是一次个人之间的抱怨，而是一次高层政治共识的凝聚。张闻天、王稼祥心里清楚：只要博古、李德还在指挥，三万红军就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三万红军的生命，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们必须站出来。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地方——它能够在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走到生死边缘的时候，依靠自己内部的健康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等到敌人来纠正它。

　　第四，它见出了一种同志式的信任与托付。张闻天为什么不直接自己站出来批判，而要推举毛泽东?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他会写、会讲、会做理论总结;而真正懂中国革命战争、能带兵打胜仗的，是毛泽东。

　　后来，在扎西“鸡鸣三省”那个小村庄，张闻天又主动提议：改换党的主要负责人。当周恩来主张由毛泽东接替博古时，毛泽东说，还是让洛甫负总责，因为他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常委，共产国际那边也容易通过。

　　你推我让，不谋私利。这就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样子。

　　尾声：橘子又黄了

　　每年冬天，黄平旧州那片橘林里的橘子，又会像九十二年前那样，一树一树地黄起来。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那声音，像是两个躺在担架上的人，还在那里低声说话;像是三万红军走过山路时，踩过枯枝败叶的脚步声;像是遵义城楼上，那一声改变中国命运的宣布。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1934年那个被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的中国。但那个在橘林里养成的传统——敢于说真话、勇于听真话、善于纠正自己——一点也没有过时。

　　因为，一个政党的伟大，不在于它从不犯错;而在于它犯错之后，能不能像1934年冬天那两副担架上的共产党人一样，在一片橘子树下，老老实实地，说出那句最要紧的话：“这仗这样打下去不行。 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橘林不语，初心长存。

　　(作者附注：本文主要史实依据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披露、费侃如《“张王橘谈”与“周博长谈”》、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及贵州省政协《红军长征在黄平》等权威党史资料。)

　　(王荣)

　　统筹：刘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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