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蕴良给中国十大名楼之一的甲秀楼所作长联曰“慢云黔壤偏居荒，难与中州争胜慨”。贵州地处西南腹地，自牂牁春秋以来，长期施行郡国并立、羁縻经制并存、土司与流官并治的治理制度，设省和文教开化较晚，封建时代给人以荒远之感，然而自明永乐时期设立承宣布政使司，尤其是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来，“乾嘉道文教优，郑莫黎西南名”(《100句快读贵州全史》)，文教昌盛百年延续，有清一朝，贵州科举状元数量甚至超过了四川、云南，出现“万马如龙出贵州”的名场面。这个时期有一位贵州人从多个方面深度影响了近代历史，他就是丁宝桢。

　　丁宝桢生于清嘉庆25年(公元1820年)，卒于清光绪12年(1886年)，原名琼选，字稚璜，号佩之，贵州大定府平远州牛场乡(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名列清朝“中兴名臣”。因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世人又称其“丁宫保”“丁文诚公”。。

　　丁宝桢咸丰3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不久母亲去世返乡丁忧，逢遵义杨隆喜起义，丁宝桢倾尽家财招募800人团练保卫家乡。咸丰6年，丁忧期满，又逢苗民教匪叛乱，时任贵州巡抚蒋霨远上奏朝廷，申请让丁宝桢部留黔平乱，咸丰皇帝特别下令授予丁宝桢编修一职。丁宝桢增加在民间的招募，士兵总数达到4000人，收复平越、独山等。

　　咸丰10年，丁宝桢任岳州知府，遣散招募团练。同治2年(1863年)，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同治3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使。同治4年转战山东的僧格林沁战死于曹州，丁宝桢被弹劾协战不力，恩降四品顶戴留任。同治5年，御史朱镇搜集罗织罪名来弹劾丁宝桢，转呈到曾国藩，曾国藩向皇帝保举丁宝桢无罪。山东巡抚阎敬铭向来欣赏丁宝桢的才能，请求退休并举荐丁宝桢来代替，朝廷就任命丁宝桢做山东巡抚。时捻军直逼边防海岸线，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胶莱河修筑防御工事，丁宝桢参与其中。

　　同治7年，西路捻军奔赴定州，京畿大震。丁宝桢驰援东昌，率领1000骑兵，3000精锐步兵，日夜兼程，援助北方，捻军向南溃逃。是役，朝廷派禁军到京城外阻捻军，各将领都受到责备，皇上只因为丁宝桢这一支军队突然出现在敌人之前，转战各州间，收复失地，降旨褒扬嘉奖，加太子太保衔。

　　宦官安德海先后侍奉咸丰帝和慈禧太后多年，咸丰帝死后成为慈禧太后心腹，颇受宠信。同治8年，安德海违反祖制、擅出宫禁，在未携带任何公文的情况下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8月2日，安德海至泰安境内，丁宝桢派骑兵将其逮捕，随后押往济南。丁宝桢对安德海仗势骄横非常愤慨，立即密奏朝廷，痛斥安德海种种不法行径。8月6日，得朝廷旨，安德海被丁宝桢就地正法，诛安德海于山东济南。

　　丁宝桢不惧权势诛杀慈禧太后宠臣安德海，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并对丁宝桢交口称赞。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见安德海伏法，精神为之一振，将邸钞给，幕僚们传阅，并呼丁宝桢字说：“稚璜成名矣!”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闻讯后也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安德海处决后，丁宝桢命令暴尸三日，以示惩戒。事后，由历城县知县孙善述在济南城南为其购地埋葬。

　　光绪2年9月，丁宝桢擢升四川总督，在四川任上10年，光绪12年去世，享年66岁。由于朝廷发放的俸禄被多数用于救济贫困百姓，这位封通大吏病危时债台高筑。身边的随从随员们聚集在一起拿出钱帮助办理丧事，扶柩回乡才能够成行。丁宝桢先后在山东、四川任职达14年、10年，在山东、四川任内，丁宝桢极力整顿吏治，改革盐务，筹办筹划山东海防和西南边防，在山东郓城、菏泽力堵河流决口，治理黄河、都江堰。

　　光绪3年，丁宝桢组织了大修都江堰的工程，他注重调研，他与时任灌县知县陆葆德往返勘工十二次后，得出结论:都江堰用竹笼堤"岁修累甚”，拟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丁宝桢将都江堰分水鱼嘴、内江仰天窝鱼嘴、蒲柏河鱼嘴和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条石之间用铁锭互相闩住，并用桐油、石灰、糯米汁嵌缝。同时，还石砌堤岸一万二千余丈，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泻水工程，疏淘内、外江干流及江安河入口段等被淤塞河道，挖河方四十多万方，有效预防决堤险情的发生。

　　丁宝桢深远洞察时局，大力提倡和兴办洋务，创办机器局，成为同治、光绪年间久负盛名的封疆大吏，洋务运动在地方的代表和积极推动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历史人物。丁宝桢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局的时代，面对外面“船坚炮利”的现实，丁宝桢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痛斥“墨守纲常”的人。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精求武备”，“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这样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

　　光绪元年，丁宝桢以“靖海安边”为名，上奏清政府批准，在济南北郊新城择地300亩，建山东机器局，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制造火药、马梯尼洋枪，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次年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又借鉴山东机器局的经验，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四川机器局。山东、四川机器局的创办，成为两省近代工业的开端。

　　丁宝桢能文能武，能诗善文，在军旅、政务之余多有著作，留下了大量公文案牍、诗文辞章，此外，他还整理、编辑、校勘了一批文化典籍，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丁宝桢一生刻印成书并发行的著作达到13种，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桑蚕贴说》《理讼集议》《十三经读本》《十三经校勘记》《周易读本》《春秋三传读本》《尔雅读本》《劝孝歌》《资治通鉴纲目四编合刻》《四川盐法志》《丁文诚公奏稿》《十五佛斋诗存》《十五佛斋文存》。

　　丁宝桢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超前的认识，在他看来“凡国无教不立”“大凡民不知义，多由学校废弛”，因此他一直将兴办学校、加强教育建设“引为己任”。在山东镇压了刘德培、宋景诗、黄崖军及东西捻军起义以后，丁宝桢腾出手来加强教育建设，增修济南学府、创建尚志书院，重修添建提督督学政署及贡院席号、房考，增修济南学府及泺源书院，鼓励古人捐资或众人集资办学，延聘名师主讲济南各书院，提高学生生活待遇。丁宝桢的强教新政，在山东、四川各级官员中形成了重视教育的良好氛围，推动了两地教育事业的复兴与发展。

　　文化自信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深沉的力量。山东是“至圣发祥之地”，丁宝桢尤其重视山东济南文化建设，他亲自领衔校订、出版了儒家《十三经读本》并撰写校勘记，关心时著名藏书家辑佚书家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整理与刊印并慷慨予以广布，创办了山东书局、尚志堂两大官办出版发行机构并大量出版古代文化典籍及其他有关书籍，大力推动编史修志活动，如《齐河县志》《章丘县志》等，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保护修建了一批文化设施如忠亲王庙、昭忠祠、城隍庙、文昌阁等。

　　丁宝桢死后，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并追赠其太子太保，谥号文诚。其子丁体常等道从父亲之遗命，为了不扰民，由水路扶丧。次年秋，灵柩回归济南。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军民悼哭”。光绪13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宝桢安葬于历城的丁家林地元配谌夫人墓的东侧(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东)。

　　丁宝桢的政绩，很大程度得力于用人，他提拔官员看重德才兼备。他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上谕为政，首在得人”，只有"重用德才兼备之人”，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深维求治，以任贤为急”。他用人的标准，一是“居心行事”;二是“苟异于人”。也就是说，要用有事业心而且确有奇才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阿混"。对人才的考察，必须“察其言，观其行“而后“知其人”。每到一处，便悉心查访，但遇心术正大、才识卓越、能办实事的人，便极力保举、提拔。他发现丁彦臣是一个才识开拓、器向宏深，明干笃实"的人，便保举他治理山东河道。办洋务，保举了一批“博求通识之士”，如薛福成、张荫桓等。在抵抗外来侵略中有功的长庚、鲍超等，都是丁宝桢一手提拔起来的。

　　香晕食客百余年，时下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国民菜品“宫保鸡丁”其“创始人”正是这位中国近代史重要历史人物贵州人丁宝桢。丁宝桢对烹饪颇有研究，喜欢吃鸡和花生米，并尤其喜好辣味。他创制了一道将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爆炒而成的美味佳肴辣子鸡丁。据传，有一次做饭的时候，丁宝桢不小心将山东的黄酱打翻混入这道菜，没想到出来的味道竟然十分美味，后来经过改良，宫保鸡丁由此诞生。治蜀十年，丁宝桢为官刚正不阿，光绪十一年死在任上。清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封其为“太子太保”，便是“宫保”之一，于是他发明的菜由此得名为“宫保鸡丁”。

　　丁宝桢的儿子丁体常生于清道光21年(公元1841年)，卒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字慎五，乳名绳谦，贵州平远州人，累官至广东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亦清季名吏。

　　刘蕴良给中国十大名楼之一的甲秀楼所作长联道“慢云黔壤偏居荒，难与中州争胜慨”，贵州地处西南腹地，长期施行郡国并立、羁縻经制并存、土司与流官并治的治理制度，设省开化较晚，封建时代给人以闭塞荒远之感，然而自明永乐时期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来，出现“乾嘉道文教优，郑莫黎西南名”“万马如龙出贵州”的名场面，有清一朝，贵州科举状元数量甚至超过了四川、云南。

　　丁宝桢，一位从“远在要荒”的黔西北地区走出的贵州人，在中国“至圣之地”做出了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成就，是“山地多元共生”黔派文化的滋养使然。近时，大型电视连续剧《丁宝桢》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充分体现了时代需求、历史自觉、文化自信。贵在知贵，文化自信，传播贵人贵事，弘扬时代价值，此是也。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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