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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考古八十载:被铭记与被遮蔽的
贵州文化网 发表于:2020-07-08 15:35:08 来源:贵州文化网 作者:Miss XY 点击: 评论:0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1938年8月,浙江瑞安,紧张的战事中,27岁的施昕更提笔写道。他在为良渚的考古报告作序。这本命途多舛的书,终于在烽火岁月中付梓。次年五月,施昕更在瑞安病逝,埋骨之地至今不明。

 

这位年轻人也许从未想过,他以这样的方式,推开了良渚文明的大门。7月6日,良渚申遗成功一周年——它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这是一个关于燃灯者的故事。84年考古,25年申遗,他们前赴后继,叩问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

 

燃灯者是光。光不能永存,但被人看见,让世人知道,幽僻处一直有人在前行。

 

01

 

良渚故事的开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点: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

 

 

 

秋收之后的江南,田野格外干净。在野外奔波了数天的施昕更走到一片干涸的池边,它的名字叫棋盘坟,位于良渚镇。在裸露的池底,他发现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并带回了杭州。

 

这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未曾想到,沉睡了数千年的良渚文明,就这样露出了冰山一角。

 

 

 

良渚是施昕更的故乡,距离杭州城20多公里。读完初中之后,他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址矿产工作。他对考古知之甚少,但却有着考古人的直觉与魄力。1936年5月,杭州城西古荡一带,发现一座新石器晚期的遗址,出土文物中,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这种石斧,也曾出现在故乡良渚,只是从未引起他的注意。那一刻,他仿佛得到某种暗示:“古荡的遗址与杭县北乡的良渚,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

 

 

 

作为“行动派”,施昕更旋即跑回了良渚,在田野阡陌中进行调查,直至发现了那两片黑陶。查阅了大量书籍之后,他确认陶片来自遥远的石器时代。得到博物馆的支持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主持了三次田野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石器,确认了良渚一代存在着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存。

 

 

 

这个故事登上了当时的报纸,文中写道“考古学家认为远古东方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时期重要分子。”

 

 

 

如果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语境,就不能理解“东方固有文化”的千钧之意。

 

 

 

在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1894年,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拉克伯里出版了遗作《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在书中,他讲述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以往认知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这个故事奠定了“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基础,中华文化、民族均被认定为“外来户”。

 

 

 

五四之后,在“疑古”与“西化”的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套理论广为流行,甚至写入了“国歌”。事实上,这套价值观色彩浓郁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文化与思想殖民者的角色。一批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扭转这种偏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塑文化自信。

 

 

 

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天问: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答案不在古书里,而在田野,在地底下——中国的考古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迎来了第一波热潮。

 

 

 

施昕更的同龄人中,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以及他的浙江同乡夏鼐,后来均成为考古学的巨擘。他们对史前遗址的挖掘,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断向前推移,成为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证据。

 

 

 

然而,我们翻阅历史,经常感到遗憾,人对外部世界的判断,总是受到既有认识框架的束缚。在良渚遗址发掘之后,梁思永曾造访考察。但是,他和施昕更都没有发现良渚的独特之处,只将其认为是龙山文化(黑陶文化)一脉。

 

 

 

1937年12月24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西湖博物馆迁至兰溪,《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的出版也因此终止。“科学工作者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施昕更在再版的序言里如此明智。次年春天,博物馆缩编,“被裁员”的施昕更选择投笔从戎。1938年秋,在好友的襄助之下,命途多舛的《良渚》终于在上海出版。

 

 

 

书籍出版半年之后,施昕更感染猩红热去世。这本薄薄的考古报告,奠定了这位年轻人作为“良渚文化发现人”的江湖地位。

 

02

 

昙花一现之后,良渚遗址归于沉寂长达二十年之久。

 

 

 

1958年前后,夏鼐开始尝试重新定义良渚。他细心的发现,良渚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非常不同。他将环太湖流域的黑陶遗存统一命名为“良渚文化”,等于给它发了“身份证”。然而,作为区域性的土著古文化,当时良渚文化在全国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并不“显眼”。

 

 

 

此后又二十年,在苏州、上海等地,相继发现了良渚遗址。然而,在良渚文化的原乡杭州,却没有任何动静。当然,这并不是说浙江考古人无所作为。环城西路20号,如今的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奥斯卡电影院那一带,离沙孟海故居不远,有一栋西式小洋楼。早在1950年,浙江考古所的前身,文物管理委员会就诞生于此。只不过,那些埋藏在地下,五光十色的世界,似乎有意为难小楼里的年轻人们。

 

 

 

良渚命运真正的转折,一直要等到1986年。那一年正逢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定于11月在杭州召开。浙江考古所有些急了,作为东道主的杭州,却没有什么“硬菜”待客。

 

 

 

3月,浙江考古所拿到了反山发掘的批文。当时,负责发掘的领队叫王明达。1966年,这位北大历史系毕业之后,一头撞上了文革的浪潮。壮志满怀的年轻人,不得不辗转于农场与热水瓶厂,最终才转入了西湖博物馆。

 

 

 

1981年,王明达接手了良渚的考古工作。良渚距离市区有20多公里,没有公交车,往返需一整天。据说考古队员当时分成东边一组西边一组,两个组分别拉一个板车,板车上放着锅碗瓢盆,还有铺盖。晚上在路边店吃一下,然后住在供销社的小店。小店的阁楼上面是放货的,下面开店,他们有时候就拿着自己的铺盖住在上面。

 

 

 

即将发掘的反山其实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位于雉山村的西南部,周围散布着几户农舍,西侧有一条小路。发掘反山的契机是当时长命乡农机厂转产,筹建长命制动材料厂,选中了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获知消息的王明达,多次前往反山现场踏勘。在土壤中,他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和小陶片,认定反山不是自然形成的,极大可能是“土筑金字塔”——良渚贵族的墓葬。

 

 

 

5月初,江南梅雨将至,他们正式开始挖掘。有意思的是,一连挖了二十天,他们在反山发掘了11座汉墓,迟迟没有找到良渚的遗址。

 

 

 

5月31日下午,开工以后天气闷热,黑沉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一场雷阵雨即将来临。一位考古队员在坑中清出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用手掌托着,小心地递到王明达跟前。他弯腰一看,兴奋得从1.6米高的台子上跳下来,蹲在土坑口,用竹片铲开一块土,朱砂色的漆皮与更多小玉粒显露出来。“别吭声,别吭声。”他难掩兴奋,但依然嘱托技工,避免声张引来盗墓贼。

 

 

 

当天晚上,王明达和考古队员买了酒,炒了几个菜,开怀畅饮。6月2日,雨停之后,他们回到现场继续挖掘,5000多年前的良渚王陵展露眼前,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玉琮王、玉钺王、权杖等1000多件(套)玉器。

 

 

 

那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大玉琮”惊艳了当年的纪念活动。新鲜、神秘、精致、完美,良渚玉器带来的信息让人们着迷。激情满满的学者,还提出了“玉器时代”的概念,觉得非如此不足以描述良渚带来的前所未知的世界。著名考古学者苏秉琦不无动容地说:“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他甚至大胆的将反山墓定为“王陵”。

 

 

 

就像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此后的几年,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莫角山巨型土台等遗址相继被发现,良渚逐渐由单一遗址发展成为遗址群。

 

03

 

二十年,一代人的青春,有意无意之间,良渚考古,常常也是以二十年计。

 

 

 

2000年,良渚考古队迎来了第三代考古人。据王宁远回忆,当时的良渚考古团其实只有三个人,刘斌、赵晔和他。

 

 

 

即使到了千禧年之后,考古仍然依靠守株待兔,大多是做抢救性的发掘,哪个地方破坏了文物,墓被盗了,或者基础建设前找考古队来考察一下,没法组织有计划的全面系统勘探调查。

 

 

 

发现玉琮王二十年后的春夏之交,刘斌带着考古队在瓶窑葡萄畈遗址进行试掘。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古河道被发现。刘斌感觉有戏,洛阳铲一把下去,在3米多深的地方,碰到了石块。

 

 

 

当天晚上,他睡不着,给老师张忠培打电话。“你发现了石头,然后怎么办?怎么样去理解材料,这些材料带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张忠培抛给他一堆似是而非的疑问。

 

 

 

刘斌开始“破案”——石头是在三米多厚的黄土堆积的下面发现的,而且中间没有间隔,是一次性堆上来的,说明这些石头应该是三米多厚土的一个基础,很有可能是大堤或者城墙。石头是开采来的,那么,是从哪个山上开采来的?这或许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如果要说良渚古城发现的瞬间,似乎一两句话可以说完了——对,不是玉器,也不是陶器,就是那一层石头,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场景。

 

 

 

2007年,刘斌他们依次发现了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当11月最终发现南城墙时,这座被历史的泥沙淹没了5000年的王城,重见天日。随着河道、宫殿、作坊遗址相继被发现,他们几乎可以确认,在杭州城北的14.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存在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这里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孕育了延续至今的稻作文明。这些发现,惊艳了考古界,也惊艳了史学界。

 

 

 

“5500a.B.P.气候事件促使人们由狩猎采集转向稻作栽培,引发了人们从山间谷地向太湖平原的迁移和聚集。水网平原的低湿环境促使人们营建人工台墩,形成散点式密集分布的小型聚落,开创了江南水乡生活模式。人地的和谐发展促使文明化进程加快,形成了阶层分化和‘都—邑—聚’的金字塔型聚落结构。

 

 

 

基层聚落内部实行血缘制的宗族化管理,高层人士通过玉器为主的载体形成等级制,并以一神教为手段使各区块形成具有从属关系的联盟,区块内部则可能主要通过血缘纽带实施管理,以此构成神王之国的组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5000年前的灿烂文明。”

 

 

 

王宁远在《何以良渚》中,如是写道。中国人一直说,我们有上下五千年历史,这个说法在清末才出现,但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距今3500年出现甲骨文的殷商时代。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只是传说。良渚古城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往前推了1000年,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致。

 

 

 

不过,在不同的场合,王宁远都表示,如果可以穿越,良渚不是一个他愿意回去的社会,它不是自由和幸福的。“良渚是一个高效的拘谨的等级森严的社会。良渚墓不用挖我就知道它头上有什么脚上有什么,这个墓坑应该是小老百姓的墓,你头顶上肯定有个盘子,脚边放着鼎豆罐。如果是个男的,边上有个石钺,女的有纺轮。”

 

 

 

2008年,良渚被列入大遗址保护名录,申遗和考古同步提速。考古队可以每年按照学术目标进行主动性发掘,想挖哪里挖哪里。

 

 

 

此后的几年,刘斌他们经过调查和试掘,已确认在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水利工程。但他们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怕影响申遗的进度。

 

 

 

2012年之后,良渚申遗正式进入冲刺阶段。王宁远和刘斌去做水坝,还被老先生批评,意思是不好好先把申遗的部分做好,面铺得太开。到了2015年,他们发现不能再低调了,村里准备把山炸掉安置拆迁户,不申报为文保单位就没有法律依据阻止。他们立即进行了发掘,并做了公布,后来大坝也被纳入申遗范围。

 

04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成为中国第55项世界遗产。当天,杭州的良渚镇挂满了彩旗,就像等待申奥成功一样,人们守在大屏幕前,等待良渚的高光时刻。

 

 

 

84年的光阴弹指一瞬。施昕更在干涸的湖底,发现两片发光的陶片,王明达用竹片,剔出一块带有朱漆和玉粒的土块,刘斌一铲下去,触到城墙的石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那些平凡无奇的时刻,隔着岁月的烟尘熠熠生辉。历史的一大步,有时候只是考古人的一小铲。

 

 

 

申遗与保护,均得来不易。这个漫长的历程,本身也是一场文化与经济的博弈。良渚的遗址与其他遗址,存在本质的区别,它是由为数众多遗址构成的遗址群。“这个(遗址群的保护)超级重要,如果按照点的概念划保护区,其他地方房子一造,全完了,按照遗址群才能划出片来。”王宁远后来对媒体表示。

 

 

 

但是,遗址群的保护理念经历了漫长的拉锯战,争议的核心在于土地。划入遗址保护区内的土地,既不能盖工厂,也不能开发房地产,成为”死地”。有一次,国家文物局专家来,讨论良渚遗址保护规划,余杭区政府的人也来了,开了一半会,全体退场,把北京来的专家都晾在那里。据说管委会的书记回去还病了一场。

 

 

 

考古是一场修行,也是一件孤独而清苦的事。他们的孤独,在千年的“时光旅行”中,常常被放到更大。

 

 

 

王宁远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讲过两个故事。一件事是参观隋炀帝的墓。一代帝王的尸体已经烂得连骨头都不剩,只有一条腰带。“这个历史上存在的人物,你可以直接跟他接触到。这个时候的历史不是书上的历史了,你就在那个时空里面,这个人就躺在那,你都知道他以前说过什么话,那样家喻户晓的一个人躺在这样一个很寒酸的小地方,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啊很难表述。我记得那天我写了一个朋友圈,我很感慨,我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来抱抱我的老婆,跟她说我爱你,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那个时候感觉什么都无所谓了,吵什么吵,根本就无所谓了。”

 

 

 

另一件事是1989年,他去宁波的名山后遗址挖掘,挖到了一个商周时期的硬纹陶碎片,经过反复揉捏和高温煅烧制成,硬度极高,是百姓所用器皿。那块碎片上全是指纹,人的指纹。

 

 

 

时至今日,我们对良渚的了解不超过20%。考古学泰斗苏秉琦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之初,是“满天星斗”一般。在广袤的大地上,还有数量庞大的,未被发现的“良渚古城”。

 

 

 

在良渚,考古者给“后浪们”预留着惊喜。一般考古发掘的规范是要挖到生土为止,比如说反山墓葬,除了挖墓,还要把下边人堆的土台全挖光,挖到自然层为止。但是,良渚的考古者们却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切个小口了解一下地层,剩下的墓坑都用沙子填回去。“如果全部挖完,无非是多了几个墓。如果留一百年,那时候技术手段不一样了,不用挖这么多也能知道了。”

 

 

 

反山王陵其实尚未完全发掘,东边还有三分之二——那是他们送给未来的礼物。

 

 

 

“五千年并不遥远,穿过那间宋代酒肆的残垣断壁,从汉代人的墓地经过,我们便可望见五千年前的篝火……”2016年冬天,在反山王陵南面姜家山发现新墓地时,爱写诗的刘斌,伏在良渚工作站的桌前,写下这些浪漫的句子。在那一刻,他和施昕更完成了一次隔空握手。

 

 

 

“最后,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施昕更在《良渚》的卷首语末尾写道。身故八十余年之后,他的后人几次赴西山寻找其墓地,只见荒草萋萋,无从寻起。

 

 

 

施昕更给儿子取名,施忆良。良渚的良。

 

参考文章: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钱江晚报:施昕更,魂归何处
 
王明达:我挖出了反山“玉琮王”
 
刘斌:良渚古城发现记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考古者的俯身与仰望
 
良渚考古80年,让我们得以窥见5000前的中国
 
王仁湘:五千年良渚,四代人80年的发现
 
南方人物周刊:爱国情丨王宁远 何以良渚
 
刘斌、王宁远、陈明辉:良渚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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